关注:梓盟田庄蔬菜进京

“这就是我要做有机农业的商业尝试的初衷,”金家澍说:“希望先帮助少数人取得销售上的、商业上的价值,然后带动其他农民转变生产方式。最近我们正在努力改造这样一批人,尽管是很难很难。”

小农户适合做CSA,但一家一户地做效率和效益都比较低,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办大事,这就有了参与式保障体系。与短距离、小范围、在地市场的CSA相比,PGS的市场规模更大、距离更远,在组织、管理、销售等方面有更系统和更严格的要求,要进行内部认证。但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承诺、共担责任方面,CSA和PGS的精神是一样的。小农户组织起各种规模的组织,就可以推进PGS,从而实现较大范围的有机农业,开拓较为理想的有机市场。

推销蔬菜并不是王建钧的专长。2008年研究生毕业的他,一年多前,还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

李管奇:没有,他主要是做生鲜,我们是跟村庄一起合作大米。

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是常规农产品的2-3倍,为何价格会这么高呢?

何谓有机农业

这个自称“四南”的男人,出生在湖南,求学在河南,结婚在海南,工作在云南,一年多前,王建钧做出了人生的另外一种选择:做一个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者,做一名现代农夫。从每一块土地、每一粒种子、每一株苗抓起,顺应节气和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尊重土地,生产健康、安全的农产品。

再一个就是农民学校做的技术培训,对社员包括观摩会,还有技术培训,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里完成的,几乎都是在田间。

对此,部分有机农业从业者们试图通过CSA等模式来解决消费者对生产者缺乏信任,以及销售渠道不畅的问题。这两种模式也是目前国际有机农业领域较为主流的生产经营模式。

中国的PGS/CSA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应成为世界有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主管部门的工作和监管重点是第三方认证及其认证的产品,对PGS/CSA还不很了解,现在还不会允许PGS的产品在市场上作为有机产品销售,也就是PGS的内部自我认证的合法化还有待时日。因此需要我们通过长期的努力用实际成果和效益来证明其可行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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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本的作业流程就是,主要是参考的印度的一个做PGS的基金会的机构,他们的经验。我们先从门户入手,识别出一些未来可能合作的一些好的农户的合作伙伴。另外就是做社区的资源登记,包括作物资源登记,包括农田的环境调查,社区的调查,这些都是实习生和志愿者完成的。第三个就是整理传统的农事经验,把生产季节历,病虫害防治和农事技艺整理,看看用什么方法能让它得到新的运用。还有就是田间的管理记录,这就是PGS的双周简报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另外就是我们可以了解最近整个的生产的基本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要发展本地的市场关系,主要就是指昆山、苏州、上海的小小的范围,因为PGS比较强调加强本地的产销关系。所以我们在本地发展了一个团体,要强调消费者的团体力量支持到我们的生产。

“中国的有机农业在商业上很难成为可能,主要是市场发育太不成熟,生产者的公信力不够,产品价格又过高,无法让消费者接受。”

2、没有能力建立认证所要求的完整的记录体系;

如今,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彼此信任却很难建立起来。王建钧认为,CSA模式充分发挥了农业在生产、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多项功能,也满足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心理需求。“在传统农业模式里,农民一肩挑着靠天吃饭的生产风险,他们没有预测和控制市场的能力,而CSA则是消费者预先支付费用,农场按订单计划生产,生产与市场两端的风险得以分担。”

韩磊:昨天听了这么多老师讲到现在,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昨天晚上我还跟几位同事在讨论,今天如何去讲。我觉得做这个生态农业,我其实从我自己来讲,因为我2005年开始加入协会,加入我们的社区,其实2005年到2014年我都是做生产者的工作,我们自己如何种地,如何让农户做,如何把农户的东西卖出去,就是这个工作。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在有机运行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开了自己的消费店,包括去年到现在的工作都是做几千户的消费者,包括消费者的参与和互动的工作。所以我这个PPT大概也是从这两块来说的。

金家澍2010年加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团队,成为市集的专职志愿者,是中国有机农产品市集销售模式的第一批探索者和实践者,在陪伴有机农夫市集走过最初的一段教育消费者、提高知名度的艰难道路后,2013年金家澍选择离开农夫市集,希望探索有机农业在商业上的可能。

100年前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就己说到,美国使用大量化学肥料的农耕方法使肥沃的处女地不到三代人就地力枯竭,中国、日本、朝鲜人多地少而地力经久不衰竭,在于其传统农业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地力常新。

“我们遵照有机生产标准,不使用化肥、农药,但是不做第三方有机认证,我们会定期检测农残。”王建钧说,“包括水果在内,我们有70多种单品,有机认证的期限只有一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周泽江:你们多长时间以后给他们?

什么是有机?有机就是安全吗?

源于社会对其地位的不尊重和农业自身的低收益。现在的农业生产消费体系中真正获利的往往是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物质生产商,以及后期的流通销售领域,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成为农业生产风险、市场风险和高成本的唯一承担者,还要背负影响生态环境的道德压力。如果商人和消费者只想付最低的价格,而不认为应该承担任何生产责任和风险,就会迫使低收益的农民试图通过施用大量化肥农药来维持和増加产量。

王建钧表示,无论是市民预付租金到农场租地自己种菜,当都市农夫,还是认领一棵果树或者一只鸡,大家最初的动机是寻找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生活。但是,从深层次来讲,CSA甚至对于破解社会信任危机,构建互信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是资金和市场,这个非常重要。CSA解决了资金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比如说怎么样更加激励会员的参与,让他们参与价格质量的协调机制,市场需求,他们真实的需求与我们的生产协调,还有怎么样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还有怎样使我们的生产与消费者更加贴合的紧密。

文| 王一鸣

有机农业在上世纪最初被提出来时主要是为了保护生态和环境,是对现代化学农业种种弊病的一种反思。按照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定义,有机农业生产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杀虫剂等外部投入物,而主要依靠自然规律和法则提高生态循环效率。

“小毛驴在北京拥有600多个家庭用户,第一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100多户。”试水北京市场,王建钧略显忐忑,“昆明种养殖基地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农业用水没有污染,生产大环境相比北京要优越一些,从农场到餐桌,我们不经过任何中间商,不知道能否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协调小组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因为你要维护各种各样的文档,要确保各个参与方能平等民主的参与,还要为各个方面提供服务,你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学习,你是不是要组织一些培训和交流活动,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

“如果按照最严格的有机评价标准,大城市周边的空气、土壤、水环境就很难达到有机农业的生产条件。其次,农场雇佣的工人存在违规操作现象。另外,有机农资行业的乱象也很严重。”金家澍透露:“我的一个有机农产品供货商,是有有机认证证书的,我们对他的产品进行检测的时候发现了农残。这是为什么呢?经过调查,才发现是他购买的‘有机农药’里面搀有化学农药,因为这样的‘有机农药’药效更高,更好卖。去年上半年,上海的检测机构也在有机农药矿物油里检测出了化学农药。有机农资行业很乱,不论是肥料、种子还是农药,都可能并不有机。”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有机农业并非简单地恢复传统,而应是传统农作加创新思维以及现代技术,
如防虫网、诱虫板、生物源农药等技术的应用,生物学、土壤学、气象学等学科的结合,根本还是扶持广大农民回归生态循环的有机耕作方式,走出化学农药、化肥、转基因、添加剂的泥潭。

“我们的蔬菜在田庄里直接用稻草捆扎,然后选择航空运抵北京后,由京铁物流冷链配送接力,保证24小时内能够到达北京市民手中。”王建钧的助手、梓盟田庄高管李福标介绍,“想要从我们这里买菜,必须提前交预付金,因为我们要提前进行平整改良土地等工作。”李福标是昆明人,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一年后,回到家乡,入股云南梓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做起合伙人。

下面就是一些活动的介绍,这个望田头主要是田间的活动,我们跟当地的农民一起,我们自己的志愿者也会到田里面做一些观察和记录。还有一个就是跟当地的农民,发挥出一些新的技术跟方法,包括我们除草的时候用的耙子和工具,也是做了恢复。还有防治稻灰虱的方法,这是我们从宋代找到的方法,我们把这个方法上报给当地的农夫中心,还有就是做品种的选择。

遵循这种观念,我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GB/T
19630》中关于有机认证的各项标准,都是针对生产、加工、销售中的各项投入品的准入标准,而没有对最终产成品的检测标准。金家澍他们对产品的检测,参考的是国家对绿色食品的检测标准,以及欧盟对安全食品的检测标准。

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必须改变生产与消费脱节的局面,让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相关方来共同分担生产和市场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也会主动改变不合理和不持续的生产方式,同时获取合理的收益。而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方进入生产领域,可以与生产者共同确保有机生产的完整性,进而建立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信体系。

2014年10月15日,云南梓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张兰英: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的分论坛,来谈谈参与式保障体系与社会农业的本土创新发展,作为本土的视角来谈参与式怎么在中国发展。先请上第一位分享人,李管奇,他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昆山创办的青年创业创新园,青澄计划的负责人,他给我们分享在昆山本地实践推动PGS的实践经验,我们大家欢迎李管奇。

有机农业在商业上是否可能?

3、没有能力自己开拓市场;

提起转型农业,王建钧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曾经考察过北京、深圳、惠州、广州、云南等地60多个农场。为寻觅合适的股东,他往一个QQ群里发送了一份商业计划书,没想到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虽然已标明“风险共担,谨慎为之”,但350万元很快筹齐了,新疆阿克苏一位未曾谋面的股东就入股20万元,7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分别以1万元、3万元不等的资金入股。

这个是我们家里的社员土地的信息表,每个村,然后哪个农户如何生产的,家里面有几种作物,这个社员家里头有四种作物,有芦笋、核桃、小麦、玉米,每一种多少亩,有几亩是作为土壤转化的,这是每天有记录的。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们社员的信息表,其实我们对几千户的,很多人会问,你们3000多户的社员如何统计这个信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会服务200户的农户,农户所有的信息都在这张表上。大家看这块有一个家庭成员的具体体系,比如说我家,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女儿,都会在这个表里面,并且年龄多少岁,在这一栏里面信息都会有。比如说我家里有多少亩地,有几个品种,有什么东西,所有的信息,包括住房的情况,交通工具还有家用电器,其他的信息。第六个就是我们对这一户社员,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提供给他的服务方案,今年我们如何给他提供。比如说日用品,我们在什么时间要提供给他的,这是我们做的社员表。

“中国每年打着有机安全农产品的名义卖掉的农产品有很多,但大多数都不是真的有机。但是总体来说,使用有机农法生产的农产品,其安全性还是高于常规农产品的。”金家澍对此表示感慨:“在中国,有机农产品成为了安全农产品的代名词,这是我们农业产业的悲哀。”

近几年中国有机行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而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的冲突下,有机标签成了很多人眼里的救命稻草。那么,拨开文档中的条条框框,所谓有机农业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拥有第三方认证才可以被称作有机农业呢?其实,任何以有机农业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农业系统都可以被称有机农业。除了第三方认证,还存在其他可以为市场服务的、确保农产品有机质量的方法,参与式保障体系,英语全拼是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就是一种非第三方认证体系。”王建钧如数家珍,“PGS主张按照自然农法的标准进行生产,在这个体系中,消费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可直接监督整个生产过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内为什么那么多在谈参与式保障机制,包括今天的论坛也有好多人来参加,我个人觉得国际的论坛很有意思,我自己都想去听,但是没办法。首先我想讲一下参与式保障机制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在谈,其实是因为这种PGS在国内的发展,还有这种期待性的供给性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模式、监督监管模式不满意,生产者想用化肥来种菜,消费者想要没有农残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在想怎么能够跨过这些环节,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妈妈团购,还有农夫市集,甚至还发现了消费合作社的苗头,都是这些工作。农友之间开始互相觉得有自然农法的,有有机农业的,这个之间的信任怎么建立,消费者怎么去获取这些知识,大家其实是没有一个工作手法的,没有一个工具的,在CSA里面。我们就觉得好像参与式保障机制,一个工具的必要性开始出现了,这个就是PGS的一个起到的作用。

2015年年底,天津市消协发布的2015年蔬菜比较试验报告显示,具有有机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的蔬菜样品,单项农残检出率竟高于常规蔬菜样品;13种有机认证蔬菜样品中有9种被检出百菌清单项农残,占比近七成。另据新京报的调查报道,京郊具有有机认证的蔬菜生产基地,也有使用化学农药的现象,而有机认证的咨询机构甚至可以提供在使用化学农药的情况下避免被检出的“规避农残指导服务”。《有机农业骗局》文中也指出,美国的有机农场偷用化学合成农药的比例达到25%。

抛开有机认证不谈,农民为什么难搞有机耕作?

“请大家尝尝我从昆明带来的枇杷。”2016年1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王建钧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我们的水果不使用农药化肥,请放心食用!”

常天乐:跟大家做一个澄清,我知道大会也有组织一个农夫市集,就是在一楼,他们那个农夫市集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永远不会做一个三天收费三千元到一万五的农夫市集,我们也不会把农夫市集放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很少有消费者能够来看。农夫市集上也永远不会出现农资产品,卖农药和有机肥的,都是我们反对的事情。所以大家想看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于小农的农夫市集是什么样的,就是周六周日在崇文门和三元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国际上,有机农业更多是被看做一种环境友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证,是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认证,而不是对产成品的检测标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曾指出:“有机农业的健康属性不能只局限于消费者的健康,而更应理解有机农业对于土壤、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的健康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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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王建钧已经非常了解,CSA、PGS这些流行概念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也是社员的土地信息统计表,我们分了改良过的,经过三年的土壤改良的,现在叫健康农业。然后还有一个改良中的,我愿意拿出5亩地,我去做一个健康的土地。但是也有三年的过程,在这三年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改良中的档案,还有一个未改良的土地档案。这是刚才的信息表。

但从公益性质的农夫市集进入商业世界,金家澍感到压力很大。

在此背景下,“社区支持农业”的出现是自然和必然的。

另外,田庄还有一个生态餐厅,可以对外营业,在那里定期组织一些亲子活动,“未来条件具备的话,田庄还可以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比如生产辣椒酱等。”他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年轻人的,我们这个夏天举办了青澄夏季学校,主要是梁漱溟先生的乡建班和志愿者,我们围绕长期的目标来进行的,一个是农田环境的调查,垃圾的状况。还有水的利用,对于水稻的生产非常重要的。还有本地的品种的调查。

“CSA和PGS的核心,一个是消费者参与生产,一个是产销双方共担风险。”金家澍直言:“首先,消费者往往只是口头上积极参与,我们组织会员参观农场,发现每周来报名的都是差不多的一批人,对参与生产有积极性的消费者,太少了。”

从CSA到PGS:小农户的有机之路

对于田庄的盈利模式,王建钧清晰且坚定:一是会员制蔬菜营销,目前仅昆明市已有120多名会员;二是土地租金,城里人可以在田庄租一小块地,让庄里的工人代为种植;三是70多亩果园的水果销售收入。而会员制蔬菜营销,将会成为田庄的“核心竞争力”。

李管奇: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记录,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模块,一个是最近的天气情况,温度、降水,如果有台风的话也会做记录。下面主要是一些生产的基本信息,比如说这段时间水肥的管理,是不是施肥、追肥等。还有七八月份除草,怎么除草的,这些生产中非常简单的信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每次发布之后阅读量非常低,大家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我是想给消费者看的,因为一开始就承诺这个信息全程披露的,所以我们生产的过程是公开的。

“共担风险难度更大。这意味着,我今年给你交了一万块钱,结果因为各种原因绝产了,这一万块就没有啦,有多少消费者可以接受?”

1、从传统农业中走过来的小农户对有机农业有天然的联系和感情;

重构互信

所以我们就发现PGS,第一,它跟这些草根的CSA的运动有天然的关联,包括多方参与,而且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主体,比如说下面列的农夫市集,比如说绿色联盟这样的销售平台,也有NGO在做,还有土生粮品,还有爱农会也考虑用PGS去做。所以这些机构怎么能合作起来。今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为什么要做PGS,做到了什么程度。很惭愧的说我们说PGS很多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PGS的体系,但我们一直在想用这套工作方法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支持农友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简单再介绍一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想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平台、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接,我们服务普通的消费者,我们不想农夫市集上的东西很贵,不能变成奢侈品和漂亮的礼品包装,就是大家拿出去做饭吃的,也服务普通的农夫和消费者。小农户赚的所有钱都可以带回家里去,价格也可以由他来定。食品安全和重建社会信任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农夫市集是希望建立一个可持续的食品体系和食物的社区。

“如何实现销售是有机农业最大的痛点,消费者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坚持要做线下门店,要给顾客高频的体验机会,要和他们面对面地接触沟通,慢慢地影响他们。我们做地推,每个社区最终只能沉淀三、四十个客户,而让一个消费者从疑虑到接受,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但金家澍还在坚持:“支撑这些有机业者们做下去的,更多的是个人的追求和信念,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最关键、最难的问题,毕竟市场是很大的,慢慢做,稳健地扩张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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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盟田庄庄主王建钧与员工采摘豌豆尖。图/受访者提供

张兰英:但是消费者对这个信息不感兴趣。

“有机农夫市集是生产者导向的,主要是帮助生产者去销售产品,而我现在的模式是消费者导向的,帮助消费者获得品类更丰富、可选择空间更大的安全农产品,这样就打破了农夫市集只有本地化产品、品类选择单一的局限性。”

CSA模式己经广为大家熟悉: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这一季种植的部分收益,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有机种植方式,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一个三口之家全年吃有机蔬菜,说贵要七八千,说便宜就是一部手机,一次KTV。健康无价,关键看有没有这个意识和理念。”王建钧认为,“目前,北京农贸市场的普通蔬菜价格平均约6~10元/斤,大型有机农场或有机平台的蔬菜价格平均约30元/斤,北京CSA农场的蔬菜价格平均约18元/斤,梓盟的蔬菜价格与北京CSA农场价格相当。”

我对PGS的理解还是符合《圣经》真理的PGS理念,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就像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是彼此友爱的关系,这个神就在中间了。同时如果神与你同在,那天地,我们说天任何一,天和地都在帮助你,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在食品安全的问题发生争端的时候,如果去怀疑和怨恨,那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但彼此的关爱却能改变这一切。

今年早些时候,《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有机农业骗局》一文在社交媒体受到广泛关注,引发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和国内知名有机农业从业者们在内的,众多关心和热爱有机农业事业的人们的辩解与争论。然而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有机农产品就是安全农产品吗?

有机农业这个词虽然是舶来品,但其所描述的生态和谐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却原本就扎根于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中。

王建钧名片上的头衔是梓盟田庄庄主,此次从昆明北上,短短三天行程里,王建钧的日程被安排得很满,包括参加中央电视台《社区英雄》节目的录制、回娘家小毛驴市民农园看看等,但王建钧的首要任务还是把田庄的新鲜优质蔬菜卖到北京来。

上面这张图是有机小麦,下面的有机棉花,就是种植的田间记录,这个土地从提前一年是使用了什么农家肥,有没有用药,有没有防虫,做了记录。我们每年会有很多的基础培训跟农业的观摩会,这个村的农户他种的非常好,我们会就近把四五个村的农户都拉过来看看,他为什么能做1000多斤,为什么他做600斤?不是说有机农业会减产?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几年,特别是在观摩会的时候让很多农户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有机农业会有多么不好的产量。

有机农产品=安全农产品?

边远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实施有机农业,但边远地区的小农户一般不适合做CSA,因为没有就地市场。我认为各地的CSA可以合作起来,做相对大的市场,特别是要帮助边远地区的小农户开展有机生产,让他们参与到PGS中来,帮助他们将产品销售到发达地区的市场。

“对于社群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我更愿意称之为社群互助农业,互助,更显平等与合作,CSA的概念源于国外,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关系,支持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收益保障,农民才会凭良心种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互信基础,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城乡互动。”王建钧分享着他的新农人理念。

从2013年3月,我们首次到昆山的的村子,在阳澄湖的边上有一个地区做了基线调研。在2013年的12月,第五届个CSA大会上,做了产学研基地。去年的4月招了首批的实习生,然后在2015年的5月开展了有机水稻的种植,希望做更多的发展和生态农业的工作。

但金家澍认为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很难复制推广。

1、规模太小,没有能力独立承担认证费用;

在昆明种菜,有天然优势,四季如春的气候,完全不需要大棚和温室。不仅如此,一块20年未耕种过的土地,一口供灌溉使用的深水老井,使王建钧占尽了先机。

PGS我觉得还有很多无限的联想,团结就是力量,这也是PGS的概念,三个臭皮匠等于一个诸葛亮。还有参与式的管理和参与式的教育。所以我觉得PGS对我是个好消息,也希望能够与大家共同的探讨,怎样使PGS这么一个很好的理念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这是我的联系方式,谢谢。

有机生产者的公信力为何难以提高?为何“有机农产品”也存在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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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到北京

最后就是感谢大家听我这个分享,谢谢。

CSA和PGS在中国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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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梓盟农业目前种植的情况来看,即使是隆冬,在昆明,仍然有10多种蔬菜可以露天种植。另外,昆明低纬度的气候条件,给瓜果蔬菜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光和热,而独特的高原山地地形又使一天之间昼夜温差变化较大,这个温差带来的是蔬菜相当不错的口感。

我们工作的基本模式就是以青澄计划为中心,联系到绰墩山村,还有有机农场,我们希望做一个青澄米的品牌,希望这个米进行市场化的运作,让消费者吃到健康的有机大米。另外就是希望绰墩山村的昆曲的发源地,这个村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力,另外就是建设一个消费者的社团。因为悦丰岛农场以前做了有机的认证,我们开始之前实验就是新种植的100亩的稻田,做了商业的有机认证,想引入PGS。对于我们来讲PGS是一个社会的工具,让我们来利用,组织消费者,让生产者能接受生态种植的理念。这个工具箱我们希望借助它能识别一些问题。另外就是目标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事情,还有一个方法的事情就是如何去做,有哪些工具的积累。

那么,中国有机农业为何会出现这些乱象,有机农业在中国遇到了哪些严峻问题?“我的农场”独家专访了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联合创始人、北京六里地健康食品创始人金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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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农业

PGS在其中其实是有一个发展历程,我冒昧梳理了一下,这个工作应该是周老师来总结的。一个是史前PGS,可能在2008年替代的流通食品体系出来以后,很多的草根运动都开始不自觉的使用参与式的方法,来做对于小农户的认证。然后2011年10月份第三届的CSA大会上,周老师做了一个讲座,很系统的介绍了,当时我听了觉得特别受启发,原来我们之前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的手法是有逻辑的,而且有过继的经验在那里了。我相信很多同行都是在那里听到的这个词,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像‘分享收获’那样不愁销售、还有盈利的农场能有几家?行业内也做得很认真、很有名的‘天福园’、‘德润屋’还不是做了十几年都在亏损?”归根到底又回到的销售不畅的问题,“让农民转变生产方式,提供更加安全的农产品,在技术上一点不难,难的是怎么让这些安全的农产品实现应有的价值。

此外,小农户无法及时跟进技术发展,接受和采用先进技术有极大难度,先进农资供应、大型农机使用也是障碍。小农户必须很好地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真正符合有机认证的有关要求。非洲、拉丁美
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地区的小农户也基本如此。但即使组成了小农户集体,很多认证机构也会由于感觉风险太大,不愿意受理小农户集体认证的申请。另一方面,政府也怕小农户集体做有机农业不到位,
因而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这样严格的要求使得小农户集体的有机认证成为极难实现的一件事。

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就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希望整个这一季的生产的成果能反馈到村庄里面去,看看村民对我们这两年以来的水稻生产季节的反映情况是怎么样的,同时也希望村民能够慢慢的知道我们的工作,慢慢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里面来,也展现他们绰墩山村的自信。比如说用绳子切米糕来吃的方法,我们是刚刚举办完这个绰墩山村周年庆的活动。

《三联生活周刊》刊发的《有机农业骗局》一文在社交媒体受到广泛关注,引发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和国内知名有机农业从业者辩解与争论。然而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有机农产品就是安全农产品吗?

4、认证没有市场效益。

我们自己做了以后就觉得其实蛮难的,说实话北京的实集人还挺多的。去年有一个国际上的同事跟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我带他去了几个农场,当时也去了,也是一个小的PGS拜访,后来我们又在北京做了工作坊,全国30多个同行都来了,我们也一起学习交流到底什么是PGS,到底做得怎么样,大家也分享了自己的案例。

金家澍指出:“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从事有机农业经营的人缺乏农业生产专业知识,技术水平不够,产量相对于常规农业要低。其次是有机农场主多为非农民,需要付出大量的在村租地成本。以大米为例,每一斤大米,租地成本就要3块钱。但最重要的还是销售渠道不畅,种出的产品卖不掉,实际上推高了成本,只得提高价格。”

我认为PGS/CSA是民间合作开展的一种建立在互信互利基础上的有机生产和流通方式,其产品不在正规的商品市场销售,也不需要粘贴国家有机标志,因此虽然也必须有标准,但标准不必像国标那么严,例如在转换期、农残、检查、追踪体系、缓冲带等等方面都可以有相对比较宽松的控制,以生产者的诚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相信任、相互谅解为基础,共同推进产业发展和产业诚信。消费者对PGS/CSA的具体要求也不必像对认证的产品那么高和那么详细,这样做出来的有机产品的可信度并不会比第三方认证的差。

我想从两种生物说起,一种是蟹,一种是稻。左边的图就是上海人吃的大闸蟹,右边的图就是上海的劳动模范,叫陈永康,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做到江苏省农科院的院长,这是他在做水稻的选种和育种,用他传统的知识。今天这两种生物获得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大闸蟹非常的贵,是餐桌上的尤物。水稻已经基本消失了,我们在当地调研没有找到,现在都是杂交水稻。发展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故事,有结构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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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践应用,2013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手册,就是把我对PGS的理解,以及我们希望怎么去运用,这是我们的实施手册,2013年的时候有些基本的概念,什么是PGS,一些问答等等。我希望让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我对PGS的学习,追求和理念,我们是参照有机产品标准的。也理清了我们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式的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生产者,我认为我有权利,我要定单生产,我要有规范的。你得告诉我一个什么规范。第三,我需要你的理解,第四,我需要合理的价格。我希望消费要尽到四个义务来满足我的权利。同时消费者也有他的权利,他要有质量,要有数量,要有知情权,要有检察权,我作为生产者要尽到这个义务满足他。参与是保障体系,但生产者与消费者本质上是矛盾的,怎么样调和这个关系呢?因为我自己本人又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那我觉得合作社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虽然我们现在合作社没有成立,但我认为可能办一个合作社,共同购买,组织订单,简报,组织参与式保障机制的认证,我觉得知识共享,相互信任,怎么把知识信息传递,怎么统一配送价格,这是我当时列出来的角色和职责。我们的实施计划还有生产的承诺书。我们每年每个生产者都要在上面签字,本来是想消费者也签字,但后来觉得不大现实。第一次认证交流会,我们在农大也举办了一次,消费者团体会议,在我们农场简陋的参加了一次。我们制定了新农户的手册,我作为一个新农夫,我应该怎么做让消费者更放心,我们还有编号等等。

温铁军教授也提到,中国几千年的农业传统文明本来就是生态环保循环可持续的有机农业,传统的农业方式就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被破坏不过是近几十年化肥农药那些东西泛滥的结果。

这个是消费者参与的工作,我们把消费者带到我们的社区,去农场,去农户,让他们跟农户做一个互动。包括我们现在农户几乎讲的,比如有机面粉,他们如何做的,其实都是我们农户跟消费者说的。我们去年是带了180多户的消费者,今年的时候我们继续现在360户的消费者参与到我们的社区,但是到现在没完,这也是一些诚实的儿童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这是产品,面粉、油、蔬菜,这个蔬菜我为什么放出来,这个蔬菜几百块,早上六点半开始社员分装,下午两点的时候所有的几百块的东西都配到永济和运城的消费者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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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生产者层面,诚信,我们很多农民卖菜,你问他是不是有机的,他保证说是,他巴不得你赶紧买了。其实他为什么说谎?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很害怕失去这个利益,因为他没有利益保障。第二是他可能很无知的,他不知道农药的化肥的危害是什么,所以我们PGS给他一个利益的保证,预付款支持,建立一个这种信任的,大家在一个熟人圈里面你说谎就是黑名单。技术我们追求中间的技术,既不要盲目的借助现代化的技术,但也不可能回到原始。这里面就讲到蔬菜保鲜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比如说小白菜,如果我们采收的伤口很大,三天之后就腐烂了,消费者说你要进菜给我,拉来就可以下锅,但这样子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小农场又不可能买高级的设备,就想办法既能够延长保质期,又能长期投入。那如果带根砍菜,果然菜放了五天之后还没烂。所以确实有很多时候,中间技术是我们传统是可以应用的。

经过多年探索,以小毛驴市民农园为首创的CSA在国内己形成一定规模和气候,这是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是我们中国PGS/CSA事业成功的中坚力量和有力推手。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中国PGS/CSA
事业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

第三方,全国统一的协会组织优没有必要?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在思考,怎么为大家服务,怎么区别有机认证,怎么可持续的公益创业?需要怎样的人才?面临的挑战怎样应对?需不需要统一的标准?同行参与竞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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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我们城乡互动的部门,对我们所有社员的大众产品和我们改良过的,和在改良中的农产品进行的收购。这张图是我们今年九月,一周的时间对接了300万斤的小麦,这是跟国家粮库的对接。

此外,我们的PGS/CSA与国际接轨还远远不够。中国的PGS/CSA—定要尽早与国际接轨,而且是全面接轨,逐渐做到中国的PGS/CSA能被国际广泛接受和认可,并最终领先于国际有机界。

讲一下我对PGS的理解,我认为PGS是最灵活的有机认证的方法,这个不多讲了。第二我认为PGS是最有效的质量安全管理方法,应该来说我们做农业跟做许多别的工作一样,我们是需要讲数据的。但是在目前我们中国,就像100年前一样有很多的问题,今天只是换一种形式在表现,文化不高,技术落后,缺乏素养,生活不讲究,政策法律不完全,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我们的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各方面的水平不高。我觉得我们的家庭也应该在诚信、信仰、技术这方面提高。

3、小农户掌握了适应当地条件的传统农业技术,特别是病虫草害防治、土壤培肥、节水、轮作、储存等技术。

这个是农资统购,大家看到的是有机肥,其实我们现在也做了化肥跟农药的统购。因为我们每一户的社员其实是拿到了1到5亩地的土壤作为有机农业的转化。其实他还有很多的土地去做传统的农业,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化肥农药的统购。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记录,因为农业都有季度性,所以我们是按照季度来对3000多户社员进行的统购。

有机农业离不开广大小农户

首先是蒲韩社区,是我们从1998年开始做的很多的工作,包括农业、儿童、老人、妇女,资金的服务,还有传统的手工艺,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到2014年的时候,基本上分出了三大块,一块就是我们成立的一个联合社,所有的赚钱的部门放到一个蒲韩有机联合社,这里面包括我们做的金融互助,包括认购统购的东西,还有一大块东西我们在民政局注册的国土协会,我们对社区3000多会员的老人服务、儿童教育,还有妇女文化活动,等等一些公共服务全都放在协会里面。再有,因为我们要服务3000多户的生产社员,还有8000多户的消费社员,2006年的时候我们注册了一个农民技术培训学校,主要就是对我们的生产和消费社员培训,还有就是对我们现在工作团队的能力建设的提升,大概就是这三块。

小农户的有机认证困境

我们现在每周会办一到三次农夫市集,每次大概会有1000人左右来,每次能卖10到25万的产品,根据天气、农友多少、地段。所以我们农友直接在农夫市集上销售能有1000多万,算上他在农夫市集上获取的CSA的会员,网络上的销售可能更多。我们在北京都是直接服务本地的农友,这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PGS的基础,我们微博上有十几万粉丝,每周都有一两千人买东西,我们还有30多个本地的农友,这就是参与式工作的基础。

因此,小农户是世界上有机农业的主力军,世界上己经有约200万小农户参与到有机生产中。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我们是怎么看PGS的?首先2010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北京有一个很小的有机农业的小社区,在小毛驴的联系下认识了四五家,已经做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有机农业的小农场,这些小农场的口碑都非常不好,大家都不会怀疑他会不会有农药和化肥。2011年我们开始有知名度了以后,很多新的农友要加入,我们不认识他怎么办?我们当时也没车,就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说,有农友想加入我们,有消费者会在微博上跟我们联系,说开车带你们去,所以我们就用参与式的方式去看新的农场,整个过程也会在微博上直播。所以消费者即使自己没有去,但是他在微博上看到了,有一个跟我一样普通的消费者跟着他们去了农场,这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也是PGS的主要的原则,也都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运作的方式。

然而,作为有机农业主力军的小农户要实施有机认证却是障碍重重:

严晓辉:你体面前提到的双周简报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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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发现光我们自己看他不用农药化肥那么简单不够,我们希望他能有一个生产的标准。当时很多农友还参与了,但是后来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还选出了农友的代表,选出了五个,但后来很多城市都无疾而终。就是PGS也好,制度建设也好,它的发展跟存在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社区的土壤,如果参与的人意识到他们愿意参与的东西,才能比较容易的发展起来。我觉得2012年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当时想硬推这些,想拔苗助长,这都失败了,现在回顾来看当时失败是很正常的。从去年开始我们是有农友跟我们提,我希望市集能有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你们要做更多的监督的工作。农友说农友愿意参与市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的工作,农友有这个意识才好。所以我们去年其实是在农友的支持下,把一些有问题的农场请出了农夫市集。如果没有农友和消费者的参与,我们自己做这个事情压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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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从刚开始的生产者,要加一些我们前进的记录,这是我们在社区农夫做的有机小麦和有机棉花的种植过程。这两张图片是我们在青年农场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培育一些种子,2006年我们开始做有机棉的时候也找了,我们找不到有机棉的种子,最后找了都是十几颗,我们自己要在营养杯里面种。刚开始发的时候,我们发了50多颗种子,到现在拥有50多颗种子,我们到现在做了3000多亩的有机棉花,都是通过青年农场,我们一些年轻人来做种子培育,最后把这个种子给农户,那农户最后去参与种地。

中国PGS:任重道远

周泽江:你们跟悦丰岛的产品没有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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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21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生态农业实践先锋、学者与国内众多的开拓者们将一起探讨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乡村建设和参与式保障、CSA生产经营等议题,寻求城乡关系重建、市民与耕者平等之道。

2、小农户的产品一般都十分适应当地市场需求,就近供应,符合低碳、环保、缩短食品里程等原则;

右边这张图是我们农户的田间记录,我们要求只要是在这个图上改良的,或者是转化土地的,他对种植的所有作物要有每天的日记。今天你哪怕没干活,你写一下去地里什么也没干,或者写个日期,后面不写东西。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写今天刮风,没去地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青年人的培训学习,我们也觉得很多,特别是刚来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找的一些年轻人,其实很多时候对农业也太不认识,但是我们会有老师和中年骨干,去带着他们一户一户拜访农户,或者去地里教他们。这张图就是大家学小麦分叶期的过程。

这种合作没有中间商环节,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増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真正的有机农产品。CSA规模小,食品里程短,可以体验、交流,市场风险低,也容易实施。CSA是建立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的,因此也更符合有机农业的公平和关爱的原则。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现在做了七八分的样子。首先你要有个PGS协调小组,这个小组里面要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代表,也要技术专家,市集组织者和其他的参与方。新农户如果要加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首先要申请,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就可以看到要怎么申请。我们的协调小组会有一个对他的资料进行审核,看他是不是靠谱,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有一个多方参与的农场拜访。作为生产者他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要参与规则的制定,要对自己的生产方式公开透明,包括去的农场做拜访,看看别人做的怎么样,同时也要接受别的农友对他的拜访。所以PGS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农友有没有可能参与到规则的制定里面去,消费者也不是说我就是去考查的,我很讨厌考查这个词。要抱着一个生产者学习的态度去看。

上面这一排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挑战,也是我们的痛点。下面这一排就是一些机遇和机会,我们如果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它可能的场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简单来说一下我们在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反思,希望跟大家讨论。第一个就是说谁是小农户,因为在昆山这个地方的土地是流转出来的,村民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种过地,和我们合作的农户,他出钱多我们会给他一天钱,但是我们想问的问题是,是不是我们付他一天钱就是雇佣劳工,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实我们是本地的公民,不是外地的。另外农民怎么理解PGS,因为PGS是外来的东西,可能农民不太能接受,是一个洋词,我们也做了适当的转译,叫望田头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还有一个就是农民会不会参与进来,这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对村民来讲目前阶段主要是出工,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还不太知道。还有就是消费者参与的挑战,这是半年以来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消费者参与其实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做活动的过程中,消费者并不太愿意了解水稻的基本情况,他反而对自然教育、亲子体验的活动更加感兴趣。

重头戏是在生产者拜访这块,我们每次去拜访生产者,现在一个正式的PGS拜访有时候就三四人,很多农友都想去,消费者也想去,我们要收集和发布生产者信息,去之前大家就能了解我要看什么,我就能有的放矢,确保你这个拜访小组里面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和各个方面的代表,包括技术专家。拜访完以后大家还要有个讨论,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不是属实,是不是适合我们PGS的原则,有没有虚假的情况,这个农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再发布一个拜访报告。农场周边的环境,农场的基本信息,这个其实之前都会有提交,生产的情况,我这个最后会通过邮件发给大家。农场主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合作社和成员之间怎么协作的,我们北京都是小农场,所以跟农场工人的沟通,跟邻居的沟通。然后也要去他的库房和垃圾堆翻翻。

11月19-21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的…

消费者这块我们主要是做赤脚工作坊,邀请消费者来体验,包括举办一些亲子的课堂,让孩子们认识到水稻生长的知识基本和基本流程。还有请消费者到田里看看我们水稻的长势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消费者要核查我们的生产情况的话,他一定也需要一点点必要的知识。

所以我们会经常组织这样的农场的拜访,前两年也跟周老师汇报过,我们这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PGS到底做得怎么样,其实应该先让周老师讲一下PGS是什么。这就讲一下参与式保障机制的有十个主要的特点。

下面是我从2014年做城市这块,我觉得做城市这块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六七个产品,对我们的几千户的消费社员做的配送。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刚开始,从2014年4月份,成立消费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这个理事会根本就不让我卖产品,就说你能不能在运城或者是在永济,把这两个地方所有的消费者组织起来,我们当时想不通过产品如何组织起来?那几个月特别痛苦和纠结,不知道怎么玩。这是几千户,不是说一两户,特别是城市里头,我一进小区敲不开门,你根本进不了他家。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4月份到7月份,包括我们新组建的团队,社区提供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说食在当地,食在当季。生产在家,服务在社。多元服务,构建信用。再就是引导教育消费者,这个是后来加的,因为作为三四线的城市,我们在那里很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农产品,比如说柿子10月熟的,很多人8月份就卖了,所以最后我们也加了消费者的教育。再就是对产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健康产品的价格,定在比市场价格高出30%的议价。这是我们运城去年8月份开的运城消费办公室,我们在这里有18个工作人员,一个工作人员服务一个小区,超过一千户的居民小区,在居民小区里面服务300多个消费者,但是他是从1000户里面筛选出来的300个。这是运城消费办公室,我们有9个辅导员,我们分为九个片,来划分着做。

这张图片,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服务的生产者,因为生产者这3865户,其实我们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做的,刚才说的所有的服务。老人、儿童的服务,然后这个8127户,其实是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做的一个。当然现在我们建立的档案是7000多户,没有完成8125,完成累计配送的是超过1500户,稳定的配送是400多户,每个消费者的配送。

张兰英:谢谢李管奇,他更多的是体现在参与的层面上,不同人群的参与,调动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实际上他提的问题就是主体是谁,农民如何参与,这是我们面对的在谈参与式保障机制的时候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在座的也有另论人周泽江老师,他建议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些问题,就他的分享需要澄清的问题可以提一下。

张兰英:谢谢常天乐,她的角色从开始办农夫市集,转向为支持PGS的工作,她看到了有一些共性的需求,肯定也有很多的实践,如果想有更多的了解,可能到她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去了解。谢谢常天乐。我们其实刚刚看到第一个李管奇,是以社会组织,青年的创业的形式和农户一块探讨。第二个是在城市里面的农夫市集来推动。现在请出的第三位韩磊,是以在地的合作社的形式来尝试探索,怎么综合服务构建在地化的PGS体系。欢迎韩磊。

第一个是消费的层面,不主动,没有认识到积极购买力的作用、乐趣、影响力。他们宁可在商家选择,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很难。

张兰英:我历来对蒲韩社区依据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对自己生活的改善和追求,历来就对他们的工作非常钦佩,值得大家我们都去学习。下面请下一位分享的是魏长,他的身份又有些不同,他自己在做一个生态农场,在尝试做生态农场的过程中,作为返乡青年,他做了PGS的哪些常识呢?欢迎他的欢迎。

张兰英:谢谢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请出第二位发言人,是北京有机农夫市极的召集人,常天乐,看看以农夫市集为基础的参与式保障机制是怎么推动的。

我们就希望觉得大家应该合作起来,各个做支持小农的团队应该合作起来共同学习,这也是我们去年做了工作坊以后发现的需求。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的项目组去看全国各地的同行在做PGS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一个是希望降低学习的成本,大家一起学习比较简单,翻译的资料大家都能共享。共同开发适合于中国的参与式保障机制,同时我们把好的事情做好了,出现了很多离轨,怎么让消费者能辨别,真的还是假的,生产者也能辨别。同时通过PGS能打通各地的小农产品的流动,因为PGS是为小农服务的。在北京有一个消费者参与到我们的PGS,他知道怎么参与,如果北京想买四川的水果,他就听说也有PGS的小组,也和我一样在那里进行农友的拜访,他可能就愿意信任四川PGS小组的成员和产品。所以希望能打通,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很多的团体做PGS,首先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和其他部门的参与,这些人又在PGS里面组成技术工作组,程序工作组,甚至市场推广销售的组,帮这个PGS发展,然后地区协会之间也有合作,可能未来也有全国性的组织协调一些工作,包括大家一起去学习和交流。

李管奇:我们就是希望当地人能进来,包括暑假做的青澄夏季学校,也是考虑吸引一些年轻人参加我们的培训,了解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家乡发生的事情,但是今年做起来感觉很难,可能也是我们宣传的不太够,所以没有人来参加,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在当地进行积累。

第三个是管理与员工,就是大家的参与,要有新农夫不断的参加。

当然这个替代性的流动体系对于小农,对于生产者、消费者都有很多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个大会办了七年,过去的PGS和CSA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比如说特别强调消费者的参与性,我们之前形成的团购的小组,小型的销售平台、农夫市集,其实为参与式保障机制这参与两个字,建立了农民和消费者两个层面的基础,同时也靠信任,而不是检测和认证来完成保证的功能,跟第三方认证相比比较便宜,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共同来承担,最后农友得到的不仅仅是认证,还得到了很多知识经验方面的东西,所以是性价比很高的活动,同时也更加适用于多样化种植和养殖的小农户,强调消费者的教育和学习。所以PGS是发展的工具,是我们做社会活动的工具。我非常反对把它只是当做一个认证工具来使用。

李管奇:对,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悦丰岛的有机农场的,他是从2005年开始的做有机农业的。积累了一些客户,我们到昆山的话没有本地的客户资源,所以就是三方合作,用他们的销售网络,有一帮粉丝支持他们做有机,其实有很多人都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

第一,有没有所有的相关方共同参与制定的规范,我们现在其实有点欠缺的,参与是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要坐下来讨论是什么。时间问题就不一个一个说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基层性的讨论组织,要适用于小农户,支持小农户,支持环境友好,强调可持续和公平和透明。

永利402com官方网站,我们开的这个活动,上面这两个活动是我们在永济小区开的,下面的是市集开展的。前段时间我去永济市区转的时候,早上老人的太极拳是我们的辅导员教的。这户是我们从今年的这些工作,把工作做到社区人员的家里,我们也在做社区消费者的工作。

第二个是生的技术,好的技术是事半功倍,有机农业是非常好的系统。前不久我们的菜被检测出有问题。我们其实经常被检测,以前都没有,为什么这次被检测出来?我们就分析可能是我们买的土生碱搀假,我们就买四个不同的,看看哪个有农药的,正在做这个实验,如果有结果肯定要分享给大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主动愿意去做的,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下,所以如实记录,持续改进就很重要。

最后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些策略。一个就是农民为主体,强调这块土地,这个村舍主人应该是本地的村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希望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桥梁,希望能增强他自身的权利。另外就是很重视市民的参与,支持到我们的生产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的倡导,我们的生产包括整个的工作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以农民为主体的话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尊重地方的传统知识,我们尊重江南地区传统老农的经验,看看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怎么能从现代的一些方法跟传统的结合在一起,获得一些新的运用。另外就是资源的管理,特别是品种的管理,比如说水稻有四个品种,还有42个豆品种的选择实验。市民参与,目标就是让市民获得安全的食品和健康的环境。因为那个地方是水源地的保护区,非常的关键。我们组织志愿者去实习倡导。还有社会倡导,我们发布生产的信息,有简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外推送,还有举办公众的讲座,他们对于地方的生物,还有对本地环境的认识和重视。

魏长:有30亩,4个农户。

这句话是我们办公室写的,是在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年轻人写的,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依偎在中条山和黄河的怀抱里,合唱着农民特有的喜怒哀乐。这在我们合作社墙上的话,特别好,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举办转型城镇的讲座,八月份请到光老师来给我们讲苏州的八仙,提升本地的文化的认识。

同时我觉得每个生产者都应该清楚的了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把标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有机标准,什么东西可用,什么不可用,最简单的参照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的日记,每天都要记载我们做了什么,以备消费者随时来了解。我们的质保记录,土壤陪护的记录,播种记录等等。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评价制度。我们通过淘宝,也通过之前一直说PGS,我们要参与,可是我们天天在参与劳动,消费者天天吃菜,怎么样沟通呢?我后面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每一箱菜里面都放了一张正面是生产者保证卡,背面是消费者评价卡的卡片。他的照片,他的格言,他的生产经验,他的电话,他想说什么,每一箱菜都有一个卡片,是他自己负责生产的。同时背面是评价卡,消费者可以每次对菜品和配送进行评价,满不满意,哪个生产者得到的满意多就受到表扬,很满意可能就会得到奖励或者份额的增加。不满意就要警告。我们四个生产者就形成这样的竞争,互相监督的关系。

比如说昆山在过去的30年里面,大农业已经萎缩到不到1%的份额。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昆山的粮食自给率从2007年的17%,到2016年首次降到10%以下,是8%。这张图反映的是过去30年里面,昆山为了发展工业经济,对土地饥渴程度的指标。在八十年代刚刚要发展乡镇经济的时候,对土地是渴求的,过了30年一直到现在,2010年到现在,今天昆山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已经不太需要对土地的作用。在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这是原来小的土丘,是昆山的遗址,当时村民为了取土,就把这个遗址自己给平掉了。刚好我们青澄计划介入的时间点是在2010年以后,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昆山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对土地的占用,我们在当地做这个工作会面临一些新的环境,但是也要考虑过去的30年里面,昆山经济发展对我们制约的条件。

李管奇:我是来自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我们在昆山有一个青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2004年开始,主要是在当地做农村社区发展和生态农业的工作。今天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PGS的经验,感谢论坛把我们非常新的尝试放在第一个,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魏长:大家下午好,很抱歉我迟到了一会儿,我叫魏长,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生态农场是怎样运用PGS的理念做的一些工作。我叫魏长,我的妻子叫梁发珍,我是2007年农大毕业,我们组建过读书会,2007年到2009年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201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独立生产,跟我的妻子,然后过着田园的生活,成家立业。

我对PGS的展望,从我自己农场内部的层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这是我们的产品,这是我们中转的标签。这是我们的菜地,配菜的计划。2012年我参加PGS,2013年我们就有第一届PGS的辩论会。PGS在我们农场,我的理解是南瓜藤,因为我们本来叫佳美农场,但是不能注册。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我观察南瓜啊藤,我发现它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根与叶是仅仅连在一起的,就好象是我们农场里面的工作岗位,大家是互相帮助的。根有代表消费者,给我们资金和支持。而叶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者,是通过消费者的支持有更好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生产者承诺书还有我们的营业执照。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证论的时候,一部分消费者参加。

最后希望能够以江南的历史的积淀和文化为底色,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PGS这个工具箱,把城市和乡村,把市民和农民都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以前就是紧密联系的网络。因为青年人掌握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对于传统的东西未必了解很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挑战。只是想说在未来得工作当中了解当地农民的传统的技艺和知识。然后把这个跟目前现在的新技术结合在一起,做一个适当的转发。这个图片我介绍就是刚才的陈永康,以前就是农民科学家,他在田里面知道他附近的农民做选种、做育种,最后他一直做到江苏省农科院的院长,在今天的时代,这个趋势是实现不了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可以开起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理解。

其实所有的产品,包括面粉、油、馒头、饼,我们觉得最主要都是由3800户的社员提供的,包括现在的蔬菜。我们社员生产出来的蔬菜,其实我们早上六点多钟开始进行分装、包装,然后赶到下午两三点之前,比如说我们有400多户的野菜的配送,其实都是农户早上六点半开始,给我们联合社进行统一的去到地里挖,然后到十点多的时候全部完成,下午两点的时候已经全部配送到几百户用户的家里。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作手法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PGS就是很好的手法。这是我们在北京办市集的地方是流动的,周六在崇文门,周日在三元桥。城市已经蔓延到农村去了,那我们农村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占领城市?这是我们在做的工作,让农民在城市里面重新成为英雄,重新成为明星。

张兰英:悦丰岛是在稻米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伙伴。

先给大家大家介绍一下昆山在哪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昆山在我们今天追求发展的环境下,可能对人瞩目的称号就是全国百强县之首,已经连续多年。昆山是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地理位置非常好。相等昆山整个经济的总量,GDP达到3000亿的体量。但是在发展的背后还有另外的故事,没有展现在媒体主流的报道里面。

素养,农民也要讲卫生,也要讲整洁和干净。素养是一个营销家,你有一个好的素养,你的产品才能被人家信任。还有一个农民如果他自己整天吃垃圾食品,卖有机蔬菜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生活必须改观。同时我们在政府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的一些小农的声音,应该能够得到正确的扶持。

主题为“互联网+农业”的分论坛于20日下午召开,此分论坛由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主持,诚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好农场CEO程存旺等到场参加。

我们也有一个点就在三元桥,是一个社区中心,有前面十个菜店,大家在那里周一到周日都有农友的东西,很多农友把那里当成家,有事没事送菜的时候歇息一下,能够看到消费者。我们后面也会办这样的讲座,前天晚上办了一个台湾煮妇联盟的讲座,还有牧民朋友来宣传保护草原的,我们也帮他们销售羊肉产品。就是这样的空间,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媒体报道,这种影响力也是做参与式保障机制的基础。比方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左下角,是第一个长篇报道,说的是农夫市集并不是买卖的地方,在这里大家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也是PGS所强调的教育的功能。

后面这个东西我几乎是用图片的东西给大家展现的。大家看到这两张,其实是我们在去年以前,我们做的这个日用品的统购,全部是通过我们联合社区购买的,包括我每年的,我家每年的牙刷牙膏,都是我们联合社来提供的,这是统购的一个画面。特别是到今年的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把这种日用品统购,在合作社里面变成每个月统购一次,就是针对我们几千户的社员,每个月在月底的时候都有一次日用品的统购。

我今天的题目是叫望田头,参与式保障机制在昆山本地化的探索。为什么叫望田头呢?望田头是江南地区的一个谚语,当地的意思是说当地农民以前种水稻的时候会到地里面看一下,我们就借用这样的说法。因为PGS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也是强调地方的传统知识和当地的一些特色。

有了这些制度需要有一个操作规程,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操作规程,我是主要责任人,同时也设了一个专门的品管员,他的工作就是从质保,土壤培回,种子的使用等级,总而言之就是要认真记录,持续改进。PGS同时我觉得,参与式保障机制,我是学生社团出来的,我现在还跟农大的社团保持联系。我们农场的发展未来也需要年轻人来参与,新农夫。我的农产就是给这些新农夫提供一个实践的基地。同时新农夫他也需要一个成长,为农场的建设做贡献。刚刚前面看到四川大学有校园农场中心,我们佳美协会也在农大有这样的实践基地。我们有当地的配送员、消费者,还有专家,我们农场有一个客户叫马燕,也帮助我们提高了安全的管理体系。还有政府也帮助我们注册,每个月也抽检我们的产品,通过PGS大会,其实这也是我参与的。还有心灵的参与,就是做农场的意义,对农场的未来,知道说这个工作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生活,塑造品格,比这个规模更重要。这是PGS质量安全模型,我理解的就是一切的效果都是由心发出的,生产者的理念要是安全环保的,他有这个定位才会按照这个理念生产,最终销售,不断的反馈,去保障。

张兰英:非常感谢魏长,其实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生态农场,在耕种自己的,他有很正确的价值,选择了严格的自律。我刚刚也在想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跟消费者的互动等等,是不是应该是生产者承担的责任,这值得我们思考。

另外就是相关的文档,PGS应该有一个流程规范,进入的是什么样,退出的是什么样,你在里面要做到什么。然后生产和加工的标准大家共同要做,农友要有一个保证书,有信息的提交,年度生产计划。我们去拜访农场的时候要说你看什么,不是说就去一堆人。

最后讲PGS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为了支持小农户。我们必须要看到PGS参与者必须以小农为基础,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我今天也带了一本,叫《新小农阶级》,是对应了最近几年国际上的说法,小农的重要性和价值。甚至几年前联合国层面做了评估,强调了小农无论是在生产、效率,都比工业化农业也好。去年还是联合国的家庭农业年,我们也有幸参与了这个工作,这是书的作者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做的演讲,说能帮我们解决稀缺性,我们以后的工作会越来越少,我们会有更多的食物,有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的挑战,那只有小农能应对。但现在的小农是面临很多大资产的挤压,这些危险让小农越来越难发挥他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为小农提供一个友善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CSA大会的目的,和我们这些小农聚在一起的目标。这是德国的游行,每年最大的游行就是消费组织聚在一起,反对工业化农业,强调小农的价值。我就分享到这里,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和邮箱,如果需要更多的资料可以通过邮箱跟我们联系。本来我想分享一些我们的表格,就是我们怎么做农户资料的收集,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跟大家再分享。

周泽江:你有多少面积?有多少农户?

这个就是我们社区做的一些公共服务,比如说儿童活动,这个儿童活动其实我们是从2010年,今年也是第六届的儿童下地。到今年我们有400多个孩子参加,他们有生活营、英语营、音乐影,我们今年也开设了手工艺营,把我们传统的纺线织布,变成了对当地孩子的教育。今年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儿童私塾,有一些国学教育的东西。这两张图片其实是今年我们办夏令营的时候,特意留出了两个班级,今年他们也全程在我们这里参加夏令营。这个是我们社区的老人活动,去年是第一届的九九重阳节的老人活动,这是九月份刚做的一场活动。这个是青年的,其实从2006年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让我们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留不住年轻人,当时我们机构就讨论能不能专门成立一个,把年轻人留在农村的部门,所以2006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青年农场,在社区租了很多的土地,只要回来的年轻人可以免费给你一亩地,给你一个村庄,给你一个合作社,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你不用去花钱。当然在这里头你种出来的东西,我们会以市场的价格去收这个东西。所以也开展了大量的青年活动。就包括在我们社区,中条山那一块,我几乎爬边了,每个月好几场活动,只要年轻人爬山,烧烤,做露营,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现在将近110个工作人员,8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做到现在。

这张图是我们做有机种植的区域,这块田在这边,是我们阳澄湖和傀儡湖,这两个湖中间的位置。阳澄湖是是昆山的水源,傀儡湖是也是,傀儡湖是昆曲的前身,当年唐朝的时候有很多的艺人在那边唱戏。我们的合作伙伴在阳澄湖的边上,悦丰岛有机农场,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人在商品房,在被小区包围的土地里面做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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